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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玉婷:生長於山腳下的貧窮眷村,我們是匱乏又富足的孩子

發佈日期

2021年2月8日 星期一

更新日期

2024年1月17日 星期三



桃園龜山工業區,遠遠就能看到多支灰色的工廠大煙囪,孜孜不倦晝夜排放著濃煙。很少人知道的是,龜山山腳下的貿商社區,幾十年前仍有溪水潺潺流過,蜻蜓和黑色、橘色、黃色的大鳳蝶四處紛飛,當時這裡仍是名叫「貿商新村」的眷村。

 

父親逃離戰爭陰影,女兒交託老夫婦扶養

我兩、三歲開始在貿商新村生活。爸爸是河南沈丘人,1949年國共戰爭白熱化時他還是個十五、六歲的少年,在縣城裡讀書。戰爭爆發,他跟著同鄉大一歲的哥哥逃難,路上都是國軍和共軍的屍體,制服分別是黃色和綠色。同鄉哥哥帶他跑去換上死人的衣服,穿上什麼顏色的衣服,就變成哪個陣營的人。倉皇之中,穿同色制服的人拉著他們一起跑。

後來,爸爸總算找到他當時已經是國軍的親哥哥,他們一起搭船逃到台灣後,他就正式加入中華民國海軍。

爸爸孑然一身來到台灣,和一個台南女孩結了婚,在菜市場邊幹起雜工。我在家是老大,出生時,他們經濟拮据、忙於工作,把我託給一對住在龜山眷村的同鄉老夫婦撫養。老夫婦的兒子戰死、女兒留在中國大陸,視我為寶,後來就沒有把我送回父母身邊。於是我在眷村住了下來,直到讀大學離開。

貿商新村以陸軍居多,屬於比較低階,除了在台北聯合後勤總部上班的軍人外,還有很多退役老兵和無依軍眷,算比較弱勢。我們的房子是狹長型的,20多坪擠了一家3到5口,沒有院子,一進門一個客廳、旁邊一間開放式臥室,後面廁所。空間根本不夠睡,所以我們在屋後方化糞池旁偷偷加蓋了一間小房。

房屋狹窄,隱私性非常弱,每天回家都可猜到鄰居家的晚餐菜色,用聞的就知道了。每天晚上鄰居看什麼電視節目也很清楚,聽就知道了。誰家吵架、誰家隱私都很快流傳。偷竊也是不斷發生。偶爾有機會去農家同學的家裡玩,看他們的大院子、田園。割稻,編竹簍,曬菜脯,好羨慕。

蓋我們眷村的承包商,蓋到一半就捲款逃跑,所以屋況很差,房後都是土牆,逢雨必淹,颱風一來就倒成一片。因為住在山邊,所以到處都是蛇,屋子裡常常突然就出現一條蛇。

我跟老夫婦一起住,他們怕我出事,不喜歡我去外面玩,所以我都躲在屋內看劉興欽的漫畫。長大一點就看書,從紅樓夢、水滸傳、三國演義到飄、安娜卡列尼娜都看。村裡沒什麼娛樂,有時秘密藏不住,大家乾脆搬椅子到外面,一邊乘涼吃東西一邊聊天,直到我們這些小孩都睡著在椅子上,大人才把我們抱進去。當時大家都好會說故事,尤其是鬼故事,有大頭鬼、作戰時遇到的鬼、集體夢遊等,嚇得我們半夜都不敢去尿尿。廣場有時會放蚊子電影院,掛起一個布幕,有一個人在後面一直轉動機器,讓電影播放。有時放藍與黑,有時放外國的愛情片,風一吹來,男女主角的臉就皺到變形。

爺爺擅長釀酒,他還在中國時家裡就是做酒類生意,我們家種了一顆葡萄樹,我很小就開始幫他摘葡萄、放置在酒罈裡,甚至還幫他品酒。釀好之後,就分送給鄰舍喝,是非常棒的酒。當時不准私釀酒,後來被人檢舉,爺爺也就沒再釀了。

我們也喜歡去村裡的天主教堂,修女會炸鮮奶甜甜圈給我們吃,教我們英文、帶我們做手工餅乾。新鮮奶油裹上糖粉炸的甜甜圈,香得不得了,大老遠就聞得到。後來爺爺也信了天主教。


眷村長輩合照,坐輪椅的是我奶奶,後排左三是爺爺。

戰火中痛失家人,重組家庭不同姓氏互相扶持

大家收入普遍很低,眷村離工業區不遠,退役老兵就擺攤、或找家庭代工來做,例如繡毛衣上的花樣,或者去高污染的電子工廠。有一部份老兵已經退役、沒有官階、固定收入,家中卻還有孩子要養,當時蘇花公路正在建造,開出較高的工資。很多老兵來台灣沒有職業或特殊技能,就去做了,很多後來被炸死的、或吸入過多粉塵。爺爺的堂弟就去做蘇花,沒有給他什麼防護設備,後來罹患肺病,死前瘦到剩一把骨頭。

我們家除了我跟爺爺奶奶,爺爺的「弟弟」也常來看我們。說是「弟弟」,其實沒有任何血緣關係,是爺爺以前的一個傳令兵,沒有結婚,被人打瞎了一隻眼。來台灣之後他們就結為拜把兄弟,互相照顧。我稱呼他小爺爺。小爺爺來台後就在苗栗頭份的台糖養豬。

在我們的眷村,這樣沒有血緣的另類家庭很多。有一戶大家都很敬愛的馬奶奶家,四個家庭成員都不同姓:有六七十歲的馬奶奶,裹著小腳、個頭很小;一名四五十歲的男子老徐和兩個十八、九歲的孩子,小營和小琴。四個人的關係是這樣:兩個孩子的父親,是馬奶奶兒子的長官,兩人雙雙戰死,孩子的母親改嫁。馬奶奶於是肩負起養育兩個孩子的責任;老徐是馬奶奶兒子的傳令兵,沒有結婚,就跟他們住在一起,照顧長官的媽媽,及另一位長官的孩子。四個人組成非常相愛的家庭。我們每年過年去馬奶奶家是一件最高興的事,糖果特別多,笑聲也特別多。

不過戰爭的暴力陰影,仍然籠罩在戰後的眷村。很多老兵戰時在第一線挖壕溝、直接與日本兵開火,同袍全部死亡、只剩自己倖存,後來都罹患嚴重創傷壓力症候群,並把創傷帶到家庭中,體罰非常嚴重。尤其許多老兵,社會資本不足,來台後娶的常是身心障礙的女性,這樣的家庭很多,如果父親情緒不穩,孩子後來受到一點誘惑,走上偏路的機率就非常大。村裡有一個叫白毛的男生混幫派,火拼時腸子被對手勾出來,是當時鬧得很大的事情。

眷村的居民來自中國各省各方,有人來自廣東、廣西、雲南、福建,也有北方的山東、安徽。端午節能吃到各種口味的粽子;過年時,廣東廣西的奶奶們做糖蒜、泡菜,北方人做包子、烙餅、包餃子,還有韭菜盒子、炸丸子、炸鏾(ㄙㄢˇ)子,互相分送,在小小的眷村裡就能把大江南北的美食全吃過一遍。

我們眷村有個特別的習俗,,除夕就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、佈置完善,初一一大早,六點多就開始有人上門拜年。拜完一輪後,換爺爺和他的朋友到其他長輩家拜年;接著他們回到家,等候其他晚輩來拜年,也有從台北回來拜年的,滿滿都是人,一路忙到初三。在路上,晚輩看到親近的長輩,遠遠就會單膝跪下,這時長輩就會趕緊把晚輩扶起來。這種禮數背後是互相扶持的濃厚人情味,不過再等我長大一些就沒有看到了。

眷村裡的幼兒園。

離開眷村,始知自己的匱乏和富足

我十五、六歲時,奶奶生病倒下了。我很愛她,從此我就肩負煮飯、幫她擦背、清理排泄物的責任,青春期就在照顧她中度過。當時我有考北區聯招,老師評估我的成績可以上景美女中,但為了奶奶我選擇留在龜山。後來離開眷村去台北讀大學,才發現自己跟別人的巨大差距。第一天下課後,同學約我一起去冰宮溜冰、去保齡球館、去舞廳跳舞,我根本沒聽過,更不會玩,他們說「去了就會了!」但我跟著去還是不會。同學大學就在玩期貨、買賣外匯,會鋼琴和各種才藝,也是我在眷村前所未聞的事,出來才知道以前的資源有多貧乏。

大家對眷村也多少有點偏見。我的朋友娶了眷村的女生,就被他全家看不起。有時我聲音大、動作急,或做錯事,會被人家說是眷村婆,為人小器的話也會被說閒話:眷村的人都這樣。連我在高雄的親弟弟,提到眷村的男孩子,都說要「打呼伊死」。我們有點被污名化,因為沒有親戚人脈、土地、資源。來台北之後才發覺,外面的世界這麼大、有這麼多我們不了解的事。我們當時還年輕,還能努力融入,老一輩的人適應就更辛苦了。

不過,也是後來才知道,別人的生活不一定好。以前好羨慕別人有數十數百人的大家庭,但朋友告訴我,大家庭裡的妯娌紛爭、複雜的人際關係,很讓人頭疼,他們反而羨慕我們。我也發現,我們的包容力很強,因為自己從小比較弱勢,後來也更能同理有困難的人;由於生長環境充滿不同省籍的人,我們的文化包容度也高,對於不同的食物、不同的人都很能接納,像我們跟社區的移工、附近大學的非洲籍學生都很要好。這些都是眷村給我們的資產。

當年的同學,有的成了醫生、工程師,有的從商或擔任公職,也有少數被不法拘役的。匱乏的生活背景讓一部份人受到很大的誘惑。二十五年前,我們的眷村被拆除,蓋成了一個現代化的普通社區;大部分人後來也都離開了眷村,融入大環境中。



桃園龜山工業區,遠遠就能看到多支灰色的工廠大煙囪,孜孜不倦晝夜排放著濃煙。很少人知道的是,龜山山腳下的貿商社區,幾十年前仍有溪水潺潺流過,蜻蜓和黑色、橘色、黃色的大鳳蝶四處紛飛,當時這裡仍是名叫「貿商新村」的眷村。

 

父親逃離戰爭陰影,女兒交託老夫婦扶養

我兩、三歲開始在貿商新村生活。爸爸是河南沈丘人,1949年國共戰爭白熱化時他還是個十五、六歲的少年,在縣城裡讀書。戰爭爆發,他跟著同鄉大一歲的哥哥逃難,路上都是國軍和共軍的屍體,制服分別是黃色和綠色。同鄉哥哥帶他跑去換上死人的衣服,穿上什麼顏色的衣服,就變成哪個陣營的人。倉皇之中,穿同色制服的人拉著他們一起跑。

後來,爸爸總算找到他當時已經是國軍的親哥哥,他們一起搭船逃到台灣後,他就正式加入中華民國海軍。

爸爸孑然一身來到台灣,和一個台南女孩結了婚,在菜市場邊幹起雜工。我在家是老大,出生時,他們經濟拮据、忙於工作,把我託給一對住在龜山眷村的同鄉老夫婦撫養。老夫婦的兒子戰死、女兒留在中國大陸,視我為寶,後來就沒有把我送回父母身邊。於是我在眷村住了下來,直到讀大學離開。

貿商新村以陸軍居多,屬於比較低階,除了在台北聯合後勤總部上班的軍人外,還有很多退役老兵和無依軍眷,算比較弱勢。我們的房子是狹長型的,20多坪擠了一家3到5口,沒有院子,一進門一個客廳、旁邊一間開放式臥室,後面廁所。空間根本不夠睡,所以我們在屋後方化糞池旁偷偷加蓋了一間小房。

房屋狹窄,隱私性非常弱,每天回家都可猜到鄰居家的晚餐菜色,用聞的就知道了。每天晚上鄰居看什麼電視節目也很清楚,聽就知道了。誰家吵架、誰家隱私都很快流傳。偷竊也是不斷發生。偶爾有機會去農家同學的家裡玩,看他們的大院子、田園。割稻,編竹簍,曬菜脯,好羨慕。

蓋我們眷村的承包商,蓋到一半就捲款逃跑,所以屋況很差,房後都是土牆,逢雨必淹,颱風一來就倒成一片。因為住在山邊,所以到處都是蛇,屋子裡常常突然就出現一條蛇。

我跟老夫婦一起住,他們怕我出事,不喜歡我去外面玩,所以我都躲在屋內看劉興欽的漫畫。長大一點就看書,從紅樓夢、水滸傳、三國演義到飄、安娜卡列尼娜都看。村裡沒什麼娛樂,有時秘密藏不住,大家乾脆搬椅子到外面,一邊乘涼吃東西一邊聊天,直到我們這些小孩都睡著在椅子上,大人才把我們抱進去。當時大家都好會說故事,尤其是鬼故事,有大頭鬼、作戰時遇到的鬼、集體夢遊等,嚇得我們半夜都不敢去尿尿。廣場有時會放蚊子電影院,掛起一個布幕,有一個人在後面一直轉動機器,讓電影播放。有時放藍與黑,有時放外國的愛情片,風一吹來,男女主角的臉就皺到變形。

爺爺擅長釀酒,他還在中國時家裡就是做酒類生意,我們家種了一顆葡萄樹,我很小就開始幫他摘葡萄、放置在酒罈裡,甚至還幫他品酒。釀好之後,就分送給鄰舍喝,是非常棒的酒。當時不准私釀酒,後來被人檢舉,爺爺也就沒再釀了。

我們也喜歡去村裡的天主教堂,修女會炸鮮奶甜甜圈給我們吃,教我們英文、帶我們做手工餅乾。新鮮奶油裹上糖粉炸的甜甜圈,香得不得了,大老遠就聞得到。後來爺爺也信了天主教。


眷村長輩合照,坐輪椅的是我奶奶,後排左三是爺爺。

戰火中痛失家人,重組家庭不同姓氏互相扶持

大家收入普遍很低,眷村離工業區不遠,退役老兵就擺攤、或找家庭代工來做,例如繡毛衣上的花樣,或者去高污染的電子工廠。有一部份老兵已經退役、沒有官階、固定收入,家中卻還有孩子要養,當時蘇花公路正在建造,開出較高的工資。很多老兵來台灣沒有職業或特殊技能,就去做了,很多後來被炸死的、或吸入過多粉塵。爺爺的堂弟就去做蘇花,沒有給他什麼防護設備,後來罹患肺病,死前瘦到剩一把骨頭。

我們家除了我跟爺爺奶奶,爺爺的「弟弟」也常來看我們。說是「弟弟」,其實沒有任何血緣關係,是爺爺以前的一個傳令兵,沒有結婚,被人打瞎了一隻眼。來台灣之後他們就結為拜把兄弟,互相照顧。我稱呼他小爺爺。小爺爺來台後就在苗栗頭份的台糖養豬。

在我們的眷村,這樣沒有血緣的另類家庭很多。有一戶大家都很敬愛的馬奶奶家,四個家庭成員都不同姓:有六七十歲的馬奶奶,裹著小腳、個頭很小;一名四五十歲的男子老徐和兩個十八、九歲的孩子,小營和小琴。四個人的關係是這樣:兩個孩子的父親,是馬奶奶兒子的長官,兩人雙雙戰死,孩子的母親改嫁。馬奶奶於是肩負起養育兩個孩子的責任;老徐是馬奶奶兒子的傳令兵,沒有結婚,就跟他們住在一起,照顧長官的媽媽,及另一位長官的孩子。四個人組成非常相愛的家庭。我們每年過年去馬奶奶家是一件最高興的事,糖果特別多,笑聲也特別多。

不過戰爭的暴力陰影,仍然籠罩在戰後的眷村。很多老兵戰時在第一線挖壕溝、直接與日本兵開火,同袍全部死亡、只剩自己倖存,後來都罹患嚴重創傷壓力症候群,並把創傷帶到家庭中,體罰非常嚴重。尤其許多老兵,社會資本不足,來台後娶的常是身心障礙的女性,這樣的家庭很多,如果父親情緒不穩,孩子後來受到一點誘惑,走上偏路的機率就非常大。村裡有一個叫白毛的男生混幫派,火拼時腸子被對手勾出來,是當時鬧得很大的事情。

眷村的居民來自中國各省各方,有人來自廣東、廣西、雲南、福建,也有北方的山東、安徽。端午節能吃到各種口味的粽子;過年時,廣東廣西的奶奶們做糖蒜、泡菜,北方人做包子、烙餅、包餃子,還有韭菜盒子、炸丸子、炸鏾(ㄙㄢˇ)子,互相分送,在小小的眷村裡就能把大江南北的美食全吃過一遍。

我們眷村有個特別的習俗,,除夕就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、佈置完善,初一一大早,六點多就開始有人上門拜年。拜完一輪後,換爺爺和他的朋友到其他長輩家拜年;接著他們回到家,等候其他晚輩來拜年,也有從台北回來拜年的,滿滿都是人,一路忙到初三。在路上,晚輩看到親近的長輩,遠遠就會單膝跪下,這時長輩就會趕緊把晚輩扶起來。這種禮數背後是互相扶持的濃厚人情味,不過再等我長大一些就沒有看到了。

眷村裡的幼兒園。

離開眷村,始知自己的匱乏和富足

我十五、六歲時,奶奶生病倒下了。我很愛她,從此我就肩負煮飯、幫她擦背、清理排泄物的責任,青春期就在照顧她中度過。當時我有考北區聯招,老師評估我的成績可以上景美女中,但為了奶奶我選擇留在龜山。後來離開眷村去台北讀大學,才發現自己跟別人的巨大差距。第一天下課後,同學約我一起去冰宮溜冰、去保齡球館、去舞廳跳舞,我根本沒聽過,更不會玩,他們說「去了就會了!」但我跟著去還是不會。同學大學就在玩期貨、買賣外匯,會鋼琴和各種才藝,也是我在眷村前所未聞的事,出來才知道以前的資源有多貧乏。

大家對眷村也多少有點偏見。我的朋友娶了眷村的女生,就被他全家看不起。有時我聲音大、動作急,或做錯事,會被人家說是眷村婆,為人小器的話也會被說閒話:眷村的人都這樣。連我在高雄的親弟弟,提到眷村的男孩子,都說要「打呼伊死」。我們有點被污名化,因為沒有親戚人脈、土地、資源。來台北之後才發覺,外面的世界這麼大、有這麼多我們不了解的事。我們當時還年輕,還能努力融入,老一輩的人適應就更辛苦了。

不過,也是後來才知道,別人的生活不一定好。以前好羨慕別人有數十數百人的大家庭,但朋友告訴我,大家庭裡的妯娌紛爭、複雜的人際關係,很讓人頭疼,他們反而羨慕我們。我也發現,我們的包容力很強,因為自己從小比較弱勢,後來也更能同理有困難的人;由於生長環境充滿不同省籍的人,我們的文化包容度也高,對於不同的食物、不同的人都很能接納,像我們跟社區的移工、附近大學的非洲籍學生都很要好。這些都是眷村給我們的資產。

當年的同學,有的成了醫生、工程師,有的從商或擔任公職,也有少數被不法拘役的。匱乏的生活背景讓一部份人受到很大的誘惑。二十五年前,我們的眷村被拆除,蓋成了一個現代化的普通社區;大部分人後來也都離開了眷村,融入大環境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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